当我们谈论美丽的世界 >>>

小说的名字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没有任何关系——那本书的英文原名是Brave New World. 尽管鲁尼确实在书中表达了与赫胥黎相似的观点：科技在进步，文明却在倒退。（塑料！她是如此地仇恨塑料，这个工业现代化的标志在鲁尼的笔下就成了人类美学本能沦丧的开端）

My theory is that human beings lost the instinct for beauty in 1976, when plastics became the most widespread material in existence.

引自原文第8章

但这个书名其实来自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诗，《希腊的诸神》。席勒在诗中追问， “美丽的世界，而今安在？”在1788年，席勒认为人的神性存在于诗歌与艺术当中。众神以美统御万物，便是诗人心中理想的世界。而这理想与现实中18世纪基督教僵化的统治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席勒在诗的最后一节大喊——

要在诗歌中永垂不朽，必须在人世间灭亡！

钱春绮译

于是，美，哀叹美的逝去，成为了鲁尼这部小说的基调，也成为了她被读者们——以我所见，主要是简中读者们——抨击为“矫情”的根源之一。

故事从一个坐在酒店吧台边上的女人开始。她叫Alice，在等一个叫作Felix的陌生男人。很显然，这是她在tinder上认识的。但与读者们预设的香艳情节不同，Felix出现之后，他们的对话并没有多少轻浮的调情。Felix直白得近乎冒犯，不停地用问题轰炸她，Alice坦率而带着古怪，她告诉Felix，她是一个作家，刚刚搬来这里，之前生活在纽约，再之前在都柏林。而在本地物流仓工作的Felix则带着微妙的愤世嫉俗回答说，这里不太像一个从纽约或是都柏林来的大作家会来的地方。

Alice邀请Felix跟她回去，Felix发现她竟然住在教区长的豪宅里，于是他又问了一遍，你写作能赚这么多钱吗？Alice轻描淡写地回答可以。

是的，Alice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作家。看到这里，熟悉鲁尼的读者便要会心一笑了，从《聊天记录》里被学业和经济压力逼得无力喘息的弗朗西斯，到《正常人》里圣三一大学（这是鲁尼的母校）的学生玛丽安，这一次，鲁尼又写了一个30岁便功成名就的女作家——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她本人。

短暂的互相了解结束了，Alice和Felix没有像一般的tinder约会那样目的明确地滚到床上去——拜托，那实在是太美国了。当Felix离开Alice的豪宅时，两个人都感到了同一种因为约会不如意而带来的挫败感。

然后，突如其来地，下一章变成了一封第一人称的信，收件人叫Eileen，是Alice在都柏林的朋友。一改面对Felix时候的有所保留，Alice在信与Eileen长篇大论，夸夸其谈，从资本主义如何催生社会保守主义谈到她前两天在一家当地的商店突然产生的哲学性体验。Eileen是Alice非常好的朋友，但从一开始读者就知道，Eileen并没有及时回复Alice的上一封邮件。Alice简单地讲了讲她搬来这里以后的近况，轻描淡写地提及了上次失败的约会，然后督促Eileen尽快回邮件，尽快来看她。至此，第一封信结束。

第3章同样以一个女人的场景开始，这一次，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女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是很经典的鲁尼风格行文。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鲁尼的原文，但我很快就辨认出了这种熟悉的风格，也说明前两本的译者钟娜很忠实于鲁尼的写作。她很少出现描述和比喻，常常是大量的动词，像一个流畅的长镜头。第3章以一个女人坐在办公室开场，长镜头开始，她坐在那里，打开了某个网页，修改了某个文档，检查了一下她的邮件。上午过去了，她去了咖啡厅，吃了午饭，然后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读者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否除了午休看书以外还有别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她等的人来了。他们打招呼，交流，读者完全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这种海明威式的风格——用我看到的别人的书评来讲，有一种“智性的美感”——如果用我自己的话讲，就是很生脆。她的文字嚼起来像那种用来当零食生吃的小萝卜。

比起Alice和Felix之间陌生而尴尬的交流，这个咖啡厅里的一男一女显得熟稔得多。他们互相开着玩笑，谈论着一个叫Lola的共同朋友的婚礼，女人调侃着男人称呼自己的约会对象为“小女孩”，问他是否在背后也这么称呼她——在如今日益“政治正确”的欧美，男人称呼女人“girl”已经被视为一种冒犯——男人回答说我可不敢，每次你的名字被人提起来的时候我就害怕得跑出房间了。这是一个事业成功，魅力十足，还很有幽默感的男人。在他们的交谈里，男人还时不时地展现着哥哥式的纵容。

鲁尼随后以一种流水般的方式交代了角色。咖啡厅里的女人叫Eileen，今年29岁，在都柏林的某个杂志社当文学编辑。她的爸爸在爱尔兰的戈尔韦有一个农场，妈妈是地理老师。要结婚的Lola是比她大了三岁的姐姐，而这个中午跟她开玩笑的男人是和她一起长大的邻家男孩Simon。

Simon聪明却体弱，忠于上帝，且优秀得出类拔萃。Eileen姐妹两个在少女时期都非常迷恋他——尤其是Eileen，她把这份迷恋一直延续到了成年。她上学，认识Alice，和她成为好朋友，恋爱，第一次与男人做爱，告诉了Simon；Simon去了巴黎，跟一个叫Natalie的法国女孩儿恋爱；Eileen继续和Alice一起上学；她们24岁的时候，Alice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赚到了25万美金——过于细节，让我不禁猜测这是否就是《聊天记录》的第一笔版税——然后Eileen去了巴黎，住在刚与Natalie分手的Simon那里，他们做爱——这一段轻描淡写到让我在第一遍读的时候飞快地划了过去，但仔细一回想又觉得确实如此，这只是流水般的生活里的一部分——Eileen回到都柏林，继续生活，恋爱，和Alice合租；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往前。Alice的第一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搬去了纽约，又在冬天突然回来，进了精神病医院；Eileen和当时的恋人分手了；然后Alice的精神状态好转，她离开了都柏林；Eileen的姐姐要结婚了。日子流水一般倾泻下来，停到了此时，此地。

至此，小说四个主要人物，Alice，Felix，Eileen和Simon全部出场。基本也就只有这四个角色。鲁尼采用了对称式结构的双线叙事，中间以Alice和Eileen的书信往来穿插。很难说这种方式有任何的“新意”，但它无疑非常精巧，像一个双螺旋形状的DNA。

故事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从第一封信的时候Alice邀请Eileen去看她——我从头至尾都不知道她到底搬去了哪里，大概是一个面朝大西洋的爱尔兰滨海小城。也许说明了，但我因为对爱尔兰地理的不熟悉忽略过去了，又或者鲁尼就是有意悬置——到最后Eileen和Simon结伴去拜访Alice，四个人度过了鸡飞狗跳的几天假期。

在这个双螺旋结构上，Alice和Felix之间别别扭扭地互相了解、发展感情，而Eileen和Simon则有许多往事需要重新梳理。Eileen和Alice无话不谈却也彼此保留，彼此埋怨。和前两本书里惯用的情节一样，人物在争执中拥抱珍贵的爱意，最后迎来了一个堪称圆满的大结局。

任何对文学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故事的“情节”已经被写尽了。在局限的现实题材中尤其如此，毕竟世间痴男怨女总归就是这么点儿事了。故事情节三言两语便可说完，真正变化无穷的是人物之间幽微的关系，是作者的描述和表达，是寻找一些“接缝处”，在不同的时代里重新审视人们的存在。

《纽约客》在评价鲁尼的处女作时曾说，“她犀利地洞察了与所谓的自知之明常常伴生的自欺欺人……《聊天记录》是一本别出心裁的理念之书。但它对人的观察甚至更为聪慧。”

到《美丽世界》一书中，鲁尼也延续了她的洞察。

当我们谈论政治和爱情 >>>

如果从当下流行的身份政治角度切入，鲁尼优越得有一点“政治不正确”。白人，顺性别异性恋——我确定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过她谈论过性向，她应该是个双性恋，但是，鉴于她目前嫁给了一个顺性别男性，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只是她如何被看待而不是她本人的性别表达，所以就粗暴而偏颇地将她放进这个大类里——以及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前文说过，她在爱尔兰的最高学府圣三一接受了教育。虽然，从《聊天记录》中那些颇具自传性的描述和她本人在餐厅做过服务员的经历来看，她的家境可能并不像其余圣三一的同学那样优越，但至少也是中产阶级。

在当下，这样的一个作家，去选择她所书写的题材的时候，首先已经免不了被嘲讽一通“从不反省自己的特权”了，更何况鲁尼从未怯于在作品中谈论政治。有意思的是，外界对她的批评又时常聚焦于“小情小爱”这个层面，评论长篇累牍地谈论她写作的女性特质，而与此同时，鲁尼曾公开直言她是一个“永远的马克思主义者”，倒是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自承是“女权主义者”。这大概是所有女性作家的困境——当你谈论政治时，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当你不谈论政治时，他们便可以用令人恼火的语气说：“你看，就知道你不懂这个。”

鲁尼自己坦言，她一直在思考如何写“马克思主义小说”——我必须要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听起来真的很不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那些由体制内作家完成的、承担着政治宣传责任的歌功颂德——但是，让我们把这些创伤应激反应放到一边，给鲁尼一点儿公正的待遇。放回她的语境中去，这句话便需要一些解释。

宏大的政治理论来自于个体的集合，要将理论具象化到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上，确实是每一个作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不自知的厌女倾向和种族主义倾向作品，往往还两者兼有。当作家有觉知地去矫正自己的认知的时候，他们又往往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一条政治理论能够解决一个人生活里的所有问题，资本主义不能，社会主义也不能，而且往往是理论越多，矛盾越多，比如性别理论和种族理论就经常打架。文学首先关乎诚实地去展现人，而在这个过程里作家总会发现，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人物的行为就和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了。

比如说，在《美丽世界》中，鲁尼延续了《正常人》里的设定，将Alice和Felix设置为一对阶级差异巨大的恋人。但和前作中家境贫寒却成绩优异，善良温和的男主角康奈尔比起来，Felix愤世嫉俗，堪称尖酸刻薄——而且他还不读书。Alice带着近乎自贱的态度与他相处，她不介意他的愤世嫉俗，在他身上看到了特别的品质——当然了，这是一切爱情产生的前提——她无所谓地支付了Felix去意大利的费用，让他陪在自己身边。而这种慷慨刺痛了Felix的自尊，认为这是她在他身上展现权力。这当然是事实，但是Alice随后又放低姿态，她近乎自虐地展开自己，坦诚自己的脆弱，同时允许了Felix来伤害她。

这一段情节，到底应该用怎样的角度来切入呢？是阶级还是性别？更不要提他们俩都曾经和同性发生过关系，这个列表还可以再列下去，让我们把酷儿理论也加上。

女权主义者也许会发现Alice的行为有“媚男”之嫌；性少数群体会认为他们实际上挪用了自己的表达，并因此感到冒犯；资本主义的信徒则会发现Alice的行为简直不可饶恕——事实上，在他们的关系里，这三个角度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感情变成了一个角斗场，每一条理论都在里面拼杀得你死我活。政治原则被转移进私密领域，个人交际被当成了政体互动的模型，人物在夹缝里生出爱意，这爱意不仅是在恋人之间，也在朋友之间，甚至家人之间。

这一点，在Eileen和Simon那一对当中更加明显。如果说Alice还有社会地位和金钱来平衡她和Felix之间性别的不平等，那么Eileen和Simon简直政治不正确到要被每一个女权主义者拖出来施以鞭刑。Eileen迷恋Simon，依靠Simon，在她少女时期就对年长她不少的邻家哥哥表白了爱意。而Simon，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远胜于Eileen的男人，嘴上说她很重要，很爱她——这个爱他还牵强附会地解释了多遍——却从来没有跟Eileen有过任何实质上的commitment，并且不断在交往新的女朋友。一个非常典型的渣男形象跃然纸上。无论他多么有魅力，多么体贴，多么尊重女性，他都难逃利用了Eileen感情的嫌疑。

在鲁尼的叙述中，Eileen从智识上完全是与Simon平等的——至少当他们都穿着衣服的时候。这一点，也得到了Simon的体认和尊重。然而，在他们通过电话做爱的时候，Eileen是那个用客体化女性的性幻想来刺激Simon的人。她给Simon描述一个柔顺的妻子，处处以他为中心，Simon反而提醒她，不，这样不好，我不会想娶一个这样的女人。而Eileen只是狡黠地问他，假设你有一个这样的妻子，你要跟她做爱吗？

Simon的反应让我忍不住大笑——他诚实地脱下了裤子。

读者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因为Eileen跟他描述的画面而兴奋，还是因为描述的人是Eileen才兴奋。也许Simon自己都很难判断。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诚实。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聊到了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她非常犀利地问我，把那些独立啊理性啊之类自我标榜的话先放到一边，就现在，问问自己的心，你真的从来没有渴望过亲密关系吗？你从小被灌输、已经习惯了的那种生活经验，你真的可以完全摆脱吗？

我诚实地回答，不可以。25岁之前有很多个夜晚，当我想到我可能真的会孤独终老的可能性，我都感到无法名状的恐惧。

她笑了，说谢谢。只有直面过这种恐惧，承认它，我们所作出的决定——无论是走入恋爱关系，还是走入婚姻，或者完全不走入——才真正称得上是思考过的决定。

所以这就是那个问题的答案。在正确的理念之前，先诚实地面对自己。这并不意味着对理念的背叛。就像Simon会因为Eileen给他刻画的那个“标准日本妻子”性幻想而兴奋一样，Eileen也会软弱地希望有一个男人来照顾她，她可以从此从自由的责任中解脱。然而Simon没有娶这样一个妻子，Eileen也没有放弃自我，依附于Simon，尽管最后他们确实结合了。这太不女权，她知道，我们也知道。但Eileen拥抱了那一刻的软弱，鲁尼抓住了那一刻的真实性，所有的女性也在这一刹那悄悄松了一口气。

谢谢，我明天再独立吧，今晚我只想爱一个人。你们男人不想吗？放松下来，有一个人替你做决定，替你承担责任。真的一点儿没有嘛？事实上大部分男人也都这么暗自希望过。你看，这是人的劣根性，而不只是女人的。所以放弃互相指责吧，让我们悄悄地在爱里溶解一会儿。

当这种理解跨越了性别的时候，也就很难再去指责鲁尼写得“不女权”了。一个标准答案的女性主义者形象，是永远不可能比一个真正作为人在呼吸的女人更“女权”的。而《美丽世界》里不仅有一个这样的女人。

这种诚实，就是《纽约客》所评价的，“洞察了与所谓自知之明常常相伴而生的自欺欺人”。它同样贯穿在Alice和Eileen的友谊中。

鲁尼认为写邮件是她用来进行写作训练的方式，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即便是在习惯了即时通讯工具的当下，我和两个最好的朋友之间还是保持着常年通信。有的作家习惯独处，有的作家需要跟人谈话。也许鲁尼和我都属于后者——就连这篇评论，也是在我和北禾一句一句的讨论下慢慢成型的。

鲁尼倾注了非常多个人的思考在两位女主角的通信中，它们几乎不承担推进剧情的作用，却完美地塑造了两个女人的形象。有些话我们都说腻了——女人之间聊的并不只是化妆品和男人，女人有脑子，有思想，我们关心这个世界，也关心爱。“好闺蜜”之间也不是只有勾心斗角/亲密无间两种极端的选择。Alice会评判Eileen的感情生活，在她身上展现过分的控制欲，Eileen也会毫不留情地戳穿Alice的虚荣和她略显假惺惺的清高。这同样是一种亲密关系，她们也会计较自己的付出，要求同样方式的回报。Eileen会埋怨Alice从来没有像她那样来爱自己，而Alice则觉得你简直狼心狗肺辜负了我对你这么深的爱——甚至像一对情侣。但每一个拥有过好朋友的女孩子都会在这里会心一笑，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

这种充满矛盾的复杂情感关系，往往在现实生活中被简化成了“塑料姐妹花”，简直是男人的阴谋。我时常感到，男人出于对复杂情感关系的理解无能，而牵强附会地曲解了“逻辑”这个词，或者说，垄断了对“逻辑”的解释权。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复杂的感情，所以他们决定把这称为“没有逻辑”或者“矫情”，通过矮化情绪价值来获得某种豁免权，而善于描绘这些复杂感情的女作家则常年被局限在左右为难的困境中。

于是鲁尼说了，借着Alice之口，在谈论完人类社会的过去和未来之后，在抨击完文坛和社会的现状，思考完书写的意义之后，她告诉Eileen，完啦，我好像真的喜欢上那个Felix了——无异于是在告诉所有人，也许你还不知道，女人的大脑可以同时处理人类的未来、朋友和感情生活，并且，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矮化和贬低情感的价值，女人们永远知道什么事才更重要。

So of course in the midst of everything , the state of the world being what it is, humanity on the cusp of extinction, here I am writing another email about sex and friendship. What else is there to live for?

引自原文第14章

当作家开始夹带私货>>>

她就会在已经长篇累牍的评论最后附上她对读者的怨气。是的，我说的是我。

在《美丽世界》中，Alice给Eileen写信，说她再也无法阅读当代小说了。原因是她认识了太多写这些小说的人。她见识到了这些作家如何在各种活动上一边喝酒一边八卦纽约又出版了什么新的大作——在英语文学世界，没有哪里比得上纽约——要么就是抱怨曝光不够和有人写了差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就是这样的，只要一个地方聚集了超过两个以上的作家，这就是唯二会讨论的话题。Alice将其称为“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事”，她同时认为名气是有毒的。如果一个人非常想要成名，那ta一定有精神疾病。

People who intentionally become famous—I mean people who, after a little taste of fame, want more and more of it—are, and I honestly believe this, deeply psychologically ill.

引自原文第6章

Alice因此远离了名利场漩涡中心，去到了这么一个荒僻的滨海小镇生活。然而Eileen也毫不犹豫地戳穿了她：“你说你讨厌这一切，但你还是去意大利接受采访和读书会。你还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书忙得不得了。”

而更可爱的是，鲁尼一边借Alice的口在鄙夷作家们普遍对“坏评论”的接受不能，一边同样借Alice的口，喋喋不休地阐述自己写作的理念。是的，我们永远都忍不住。这是另一个真相。

所以，当看到鲁尼在简中互联网上被评价为“夹带私货”的时候，我顿感同仇敌忾了。

当然，私货是必然有的。鲁尼通过塑造Eileen这个社会主义者，再一次在她的小说中传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虽然这种政治倾向在我看来略显幼稚。她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怀抱着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法国那一批知识分子——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等人——的天真幻想。在当年的法国，经历了法西斯的知识分子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出路，即便当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了独裁和暴政的苗头，萨特等人还是激情地维护着苏联，因为这是宝贵的尝试。多少昔日好友为了此事反目成仇啊！但他们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历史中，没有人开了上帝视角。而当苏联模式越来越反人类的时候，这一批知识分子都陆续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我一度很难理解，鲁尼作为跟我同时代的人，竟然会认为苏联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体制。甚至说出了，“苏联解体的时候，历史也死去了”这样的宣言。Eileen在和Alice讨论宗教的时候写道：“你碰巧就险些出生在苏联解体的同一天，我想这就是你觉得自己和耶稣有些相似的地方吧。他也认为自己的出生即宣告了世界的毁灭。”

I know that you personally feel the world ceased to be beautiful aft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n aside, isn’t that curious that this event coincided almost exactly with the date of your birth? It might help explain why you feel so much in common with Jesus, who I think also believed himself to be a harbinger of the apocalypse.)

引自原文第20章

但鲁尼做错了什么呢？她只是出生在民主的现代西欧，没有吃过独裁者的苦罢了。而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如今的中国模式，都已经和马克思的构想南辕北辙了。鲁尼对于苏联模式到底了解多少，我不得而知，也许是出于无知，也许是出于无可救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都是有可能的。

我曾经在一条比较萨莉·鲁尼和陈春成（他们同年出生，并且都属于一本书大爆，评价十分两极化的那一类作家）的短评里说过，陈春成的短篇小说才是真正“去政治化”的，他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小镇青年边缘的精神状态。鲁尼在这一点上真的很白人。我们放到种族和国家的维度上来看，就能看出来，西欧的白人真的天生就有这种处在世界中心的自信。他们的精英一代从小就有关心人类未来的责任和自我认知，他们提及政治——注意，只是提及，而非谈论——就像提及吃饭与喝水一样自然。而这一点，在中国人这里是一个微妙的禁区。中国文人自古奉行“莫谈国是”，这是在逼仄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习得的消极性抵抗。已经变成文化DNA，一代一代地烙印在中国文人的血脉里了。

这或许可以为萨莉·鲁尼在中国市场所遭受的一些恶评作出解释，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上的缺失会导致对这种叙事一定程度上的消化不良——当然，她整体上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毕竟书都卖脱销了。

但我认为更危险的还是在于，这一代的中国读者，已经离文学非常遥远了。

前文说过，尤其在现实题材中，痴男怨女那些事儿已经都被写尽了，所以现在流行的通俗文学都要靠新奇的设定来吸引读者。可是细细研究，套路还是一样的，能唬住的只有阅读量不够的读者。纵观市面上流行的作品，不难发现，现在的读者价值观上更趋于保守，对于文学的取向和判断几乎完全建立在情节上。比如评判这个情节是不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价值观，常见的话术就是“三观不正”或者“狗血”“俗套”。

我无意在这里批判大众的审美，因为保守主义的抬头往往还谈不到审美，它是一个政治性的产物，是国家意志的外延。

于是，读者习惯用“爱说教”来抵抗文学作品天然就带有的教育意义，用“三观不正”来压缩作者的表达空间，用“夹带私货”来污名化作者的思想成果，用完全商品化的思路看待创意类作品，最后再挪用一句“读书是很私人的事”来掩盖自己对于深层次讨论的无能为力。

我曾经以为，这是文学的过度商业化带来的恶果。然而事实上，中国的文学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标准的商业化，遑论“过度”。网文市场前几年的繁荣一定程度是得利于实体出版市场的过度限制，而如今，网文市场也难逃制裁。

什么才是真正的说教？什么才是夹带私货？我想，每一个学生去翻一翻思想政治课本就知道了。

文学一定是有作者夹带的“私货”的，文学也永远承担着教育的功能。尽管我个人在写作上奉行“不求载道”的原则，但我不能否认文学的教化意义。我曾被它教育过，我还在持续地被它教育，阅读的意义正是在于不断挑战“三观”，一切的思考只有在反复的质问下才能站得住脚。如果一遇到舒适区以外的思想就惶恐畏惧，或者暴怒抵抗，那只能说明，你其实根本没有“三观”。

也许在《美丽世界》这样一本谈论“小情小爱”的书中谈论如此上纲上线的话题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但我们不无悲哀地发现，这已经成为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即便仅仅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也想要再推荐一遍萨莉·鲁尼，看一看她“三观不正”的小情小爱，去正确的理念之外触摸一下不伟大也不完美的心脏，允许她刺痛一下你的自欺欺人。

哪怕最后看完了，说，嗐，这不就是个狗血言情小说嘛！